有独特性的作者，必然有其不可替代性。我始终认为好的小说应当有独特性，这种独特性会吸引读者，会使作品区别于平庸及随波逐流，会使作者尽量发挥其特有的优势。
从50年代初开始，我就利用业余时间构思并写作《战争和人》的前身（此稿120万字后来毁于“文革”）。促使我写的原因很多，主要有一条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独特的生活经历和道路。我曾衡量过自己掌握的生活分量，感到我所经历的时代、生活，可以写这样一部与众不同的站在当今、回顾过去，昭示或召唤未来的作品，它会有丰富的内涵和多姿的形态，会有思想的宏伟和情感的丰满，更会有独特的情节、独特的解悟和顽强的生命力。
我有自己特殊的不平凡的经历和感受。随着风转、踩着人家脚印走，吃人家的剩饭或“东施效颦”都非我的追求。这当然不是说我写的是自传或写我自己。《战争和人》中确有我的直接生活和间接生活，也有众多我熟悉的人物的影子。甚至，凡我写到的地方我都到过，凡我用真名写的人，我都见过。但我在创作中努力的是使自己有过的独特生活小说化，不拘泥于原来的生活，尽量使人物典型集中，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，努力使往事构成的画卷，通过艺术的聚光镜，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，开拓生活。
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感受，应当体现在自己的独特个性中。写过去那段历史的作品，当然也要参考资料，但只是“参考”，绝不是根据资料写。这是保持独特的重要的一环。
我写《战争和人》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写法：从“反面切入”，既写“反面”也写“正面”，有人“正面文章反面做”，我是“反面文章正面做”。这也是独特生活的赐予。因为熟悉蒋管区和沦陷区是我的优势，但由于同地下党有联系，在大后方生活过，我也了解到地下党的活动及解放区的情况，所以我虽正面写了蒋管区和沦陷区，实际却特别注意全面反映抗战，按照生活如实地写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及其伟大作用。书从西安事变写起，就体现了这种用心。在一、二部里，我用虚写的技巧写了解放区和敌后游击区的抗日活动，也通过写地下党的活动和牺牲，使人时刻见到党的存在和力量的壮大。到第三部终于正面托出党的领导人及爱国民主人士的形象。
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独特的感受，应当体现在自己的独特个性中，例如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雷纳·马格里特（1898—1967年）和P·德尔沃（1897—？），他们的作品被人称颂为有神奇的美，有神秘的谜，有浓郁的诗的创意，但两人的画风又绝不相同。文学界的人比喻说：看马格里特的画有些像读卡夫卡的作品，看德尔沃的画有些像读普鲁斯特的作品。马格里特是最能蕴含现代艺术精神的大师之一，德尔沃则是人体艺术史上立下丰碑的大师之一。他们全赖有独特的创造的个性。画家和作家都一样，没有独特的东西，只能拾人牙慧。没有创造就没有艺术，而没有独特的个性就不可能有创造。在注意独特这个问题时，我同时也注意艺术个性和时刻让自己充满旺盛的创造力。大到人物，小到叙述方式，都努力如此。
有评论家说《战争和人》“既不会与过去的任何同类写抗战的作品重复，今后也不会有任何作品可能与它雷同或相仿。作品中塑造的主要人物是‘这一个’，这部作品在同类写抗战的作品中也是‘这一个’！这部作品也唯有‘这一个’作家能写，别人是难以代替的。”倘若评论家和读者能有一点这样的认可，那我就欣慰地感到无负我创作的初衷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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